格森英语（外语）速成大成教育体系的产生和发展经过

 

 

 

格森大教育

 

格森英语（外语）速成大成教育体系的

产生和发展经过

 

（第一部分）

 

李格森

 

 

       格森大教育 - 格森英语（外语）速成大成教育体系，产生于八十年代前期我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开始的一项根本性的教学改革实验。这项改革是根本性的改革，因为我的教学实践从此就彻底改变了一向被视为教学之根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就完全挣脱了国家统一的课程、教材、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的束缚，而走了一条全面改革的道路。

 

       经历了长期的、成功的教学改革实践研究发展，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其理论方法体系和实践技术方法已经趋于全面的完善， 对全面、彻底改革中国英语（外语）教学，快速提升中国英语（外语）教育至世界领先水平，已经做好了理论方法、实践技术和最关键的内容资源准备；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普及推广的水平了；“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起码在世界外语教育史上，将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专家评语）。

 

      格森英语（外语）速成大成教育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经历了长达38年之久的考验和证实。一切都须从头说起。

 

      1983年，我从一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英语教育专业毕业后当上了一名英语教师，开始在山东省单县三中同时教授高二和初三年级的英语课。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尚且很低，也在寻求途径继续学习英语。受当时的条件所限，我只能靠收听BBC、VOA、Radio Australia等国际广播和学习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双语版的《英语世界》杂志等内容自学英语。

 

      当时，我有一个信念：学习英语一定要达到能听懂世界各地的英语广播、能博览英文版书刊的水平和境地。一旦到了这样的水平和境地，即便是身居中国也就能使用英语面向世界进行全面的学习和交流了。

 

      就这样，在那个远离城市的偏远的乡村学校，那个当时还相当闭塞和贫穷落后的地方，靠一台短波收录音机，每天24小时我都可以收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方方面面的资讯，我开始了直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全面学习。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飞速发展的、瞬息万变的世界，通过英语不停地刺激和推动着我的学习发展。到1984年下半年，我已经能将随时听到的外国英语广播节目快速地整理成文字了。此时，我对照着其中文版本，也通读了一至四卷的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从此，英语已经成了我全面学习的重要工具和关键的内容性资源，而我的学习活动已开始进入了无限广阔的英语世界。此时，自身学习英语的经历，似乎已经给我长期思考的一些个基本问题（如：学英语应该学什么？向谁学？怎么学？等等）提供了初步的答案了。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我教授英语的第一年里，我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   学校英语教学活动极为严重的高耗低效以及全国通用的英语教学方法、课程、教材和教学活动设计中一些根本性的严重错误。为数众多的学生在学习英语几年之后，不但收效甚微，而且，竟然连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信心也早已消磨殆尽了。无论当时我怎样努力，一些学生早已完全丧失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信心，还是坚决地不学了。那样的英语教学，再也难以让人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无论对学生还是对作为教师的我来说简直都是莫大的折磨了！

穷则思变。当众多的学生都坚信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学好英语的时候，当他们再也不想看英语课本的时候，教学改革的机会也来了！既然如此，此时此地，无论我怎样改革教学学生都应该可以接受了。因为改革可能带来的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学生仍然还学不会而已。如前所述，这个时期，我每天都在通过收听国际英语广播进行着广泛的学习，这样的学习一直让我兴奋不已，给我莫大的信心和力量。自然而然地，我要把这样的学习经验和活动带到课堂，带给我的学生。

 

      在上述的背景条件下，1984年下半年，我开始了对中学英语教学的大胆改革。我每天在收听世界范围内的英语广播的同时，将一些好的节目录下音来。以最快的速度整理成文字，加上注释等等，刻成蜡版，油印成讲义。国外广播里的内容可谓是包罗万象，我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注重所选内容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可接受性等诸多特点，开始不断地选择和编制教学所需的“活教材”。这样的“活教材”，包括时事新闻、科技报道、英语歌曲、小说、访谈节目等各种体裁的内容，不仅内容是学生喜闻乐见，是具备最地道的声音形式的，而且是在我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亲自选编设计 ── “调制” ── 过的，因此很好地适应了学生学习的需求，教学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了。几乎每节课，我都带着录音机和新印好的“讲义”上课，每节课学生都有大量的时间聆听到优美地道的英语，获取着不可预料的新知和信息。我充分感受到了这样教学的效应，不久，1984年后半年我就用自己选编的“活教材”完全地取代了全国统一使用的英语课本了！从此，我的英语教学与国家统一的英语教学方案也就彻底的分道扬镳了。这一年，我还不到20岁。

 

       这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从英语教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教学的目标、全程的内容设置，到教学活动的内容、形式和性能都彻底地变了。从1985年起，我的这项教学改革活动就自然地完全公开化了。

 

       在当时，在不久就要参加高考的班级里进行这样的教学改革实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教学的成绩担心！不学国家规定的、高考指定必考的全国统一的英语课本，每节课都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听英语，几乎每节课都是以优美的英语歌曲开始（当年的英语教学普遍是不重视听的，高考也只是到了十年以后的1995年才开始增加了听力的考试！），每节课都是在非常轻快、愉快的状态下进行的，课前从没有预习的可能，课后从不布置作业，每节课都是全新的内容，从来没有复习课。

 

       这样的教学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可是，我个人的亲身学习经历，我每节课最直接看到的学生的学习情况都给了我无比的信心。几分钟的国际英语广播节目，整理成文字至少相当于当时高中英语课本五六课的课文文字量，也就是说，相当于当时高中英语教学至少一个月的内容。而按照我的教学方法，这么大量的内容学生一节课就能顺利地学完了。

 

       这样的教学进行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学生的学习速度越来越快，每个学生的学习潜能都是巨大的。我从不布置作业，可是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上来了，就开始向我要英语书读。不少学生在一个学期里竟然能够积极主动地阅读五六十本书！就这样，我的教学改革实验在学生的最直接的巨大的支持下，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不可逆转地一往无前。它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的考验，越考成绩越突出，越考信心越坚定，终于得到人们普遍的接受和支持了。当年两个小时的高考英语试卷，我的许多学生仅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轻松地做完，而且得分很高！

 

      这项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极其艰难的！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了，让所有相关的学生、领导、家长、同事统一到我个人的认识上来，支持配合我的工作，统一到“我认为该教什么就教什么，我想怎么教就怎么教的”的程度，又是何等的艰难？！在当时办学条件很差的那所学校里，在英语教学资料资源极为匮乏的那个年代，我进行教学改革实验所必需的近乎一切重要的条件都要靠自己创造，靠自己掏钱解决。而随着教学实践和研究的发展，我发现所需要的条件和投入越来越多，越来越昂贵，简直就是无底洞！

 

      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理论方法的困难和技术资源的困难。这两大方面的困难，是困扰整个中国英语教学最根本的困难，也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正是中国英语（外语）教学的举国之困！

 

      为了解决教学中的困难和问题，1985年以后，我一次次地外出，自费到济南、郑州、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参观学习，购买书籍资料。每到之处，我都要争取进入当地著名的高校（包括全国首屈一指的外语大学）和中学，进入课堂，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英语教学的，他们使用什么教材，是怎样上课的。由此，我得以了解、认识了中国英语教学的全程，我也得以了解、认识了中国英语教学全程的根本性的错误。那是基本原理性的错误！是整个国家的各级各类的学校里都存在的错误！当时我已经注意到：在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英语，一直到研究生阶段十多年的英语教学中，学生极少能听到（对于绝大多数的学校的学生来说，是根本就从未能听到过！）英美国家的人们自然交流状态下所讲的英语；学了一二十年英语，直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也极少有学生能以自然使用的方式和速度阅读英文原版的书刊，更谈不上自然地听说英语了。在连续一二十年的英语教学中，学生都干了些什么？至少有80%以上的努力消耗在了听老师讲解语法单词和死抠、死记硬背语法单词去了！我注意到一些教师讲课讲得非常精彩，然而我关心更多的是学生干了什么。

 

      当年，国内出版的好的英语教材和教学资料极为匮乏，但在上海、济南、南京、郑州等地的外文书店里，我看到了大量的国内翻印的英美国家的英文原著。其中，有许多是ESL/EFL方面的教材和英美国家教学教育专家的理论专著。我深刻体会到，源于英美国家的ESL/EFL方面的教材和教学理论太不切合中国英语教学的实际了。早在1981至1983年，作为英语专业的主要教材之一，英语水平很高的老师就教我们学习过英国的国际英语教学权威编著的《新概念英语》。结果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用了两年的时间，连其第二册都没有学完！

 

      就这样，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我认识到了我的教学改革实验要解决的难题是中国英语教学的举国之困、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了。从此，我陷入了深入广泛的学习、研究和实践，越陷越深，涉及的领域和学科也越来越广，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越来越多的学科和领域……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所做的一切和我所进行的研究和实验，已经实实在在地是巨型工程性的了。

 

      一些人难以理解我为了全面彻底地改革中国英语教学而痴迷似地沉浸于学习探索和实践研究的30多年。一个英语教师，不就是教些学生学英语吗？！有什么好研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方面变得越来越谦虚随和，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自信和坚定了；我的热情、执着和耐力也越来越惊人了。我的这些表现，基源于我的学习实践研究活动的快速发展，来源于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瞬息万变的当今世界和无比丰富的人类文化和智慧。尽管在最初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从未讲过我的教学改革实验要解决的难题是中国英语教学的举国之困、也是世界性的难题，那只是为了避免争论、减少阻力而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进行教学改革的一切研究和实验活动本身就最直接地证明了我对此实验的认识。在改革教学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它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其越来越大的可能性。渐渐的，全面彻底地改革中国英语（外语）教学，在中国创建领先世界的英语（外语）教育和全面教育，已经被我看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殊不知，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看整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英语教学，我看中国英语教学的整体实践状况，是什么样的感受？── 和当今来回顾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感受极为类似，令人痛心疾首！

 

 

 

 

                                  

 

 

                                  

 

 

                     （图片说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中国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时的实际炼铁情景。

                  彩照显示的，是正通过天安广观礼台的、标有“河南省”的彩车，上有“700000座土高炉”大字。                      图片选自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记录片。）

 

 

 

 

      我自身的学习经历和我的教学改革实验，使我清楚地知道中国英语教学可以实现和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效率和品质。当我同时还清楚地知道中国亿万的学生和数以百万计的教育工作者以极大的投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效能极低、甚至是破坏性的劳动的时候，还能有什么它样的感受呢？

 

 

      正是由于有如此的感受，才有了我30多年来一贯的夜以继日的劳作，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应该不少于十五六个小时。

 

 

      我的英语教学改革实验和其他人的改革试验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也因此走了不同的路子，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如前所述，从其伊始，我的教改就是对英语教学的根本性的改革。它首先在“学什么、怎么学”之类问题的最基本层面上有了彻底的改变。同时，由于我是直接面向世界性的媒体资源自行选择学习内容和自编教材的，因此，我最直接面对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重大课题：英语教学从头到尾应该学什么？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教材和教学活动？教材和教学活动的设计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理、条件和原则？如何评价教学的成果？为什么那样做？

 

      作为一个英语教师，进行上述教学改革试验，我每天都要面对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学什么？怎么学？是要这样？还是要那样？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告诉学生“然”或者“不然”，让学生每天都体验到学习进步和学习的快乐还不是很难做到的。可是，每一天，我都必须面对太多的“为什么？” 凡事都要讲清个“所以然”来，就太难了。太多的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当你真要讲清楚“所以然”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到真的太难了。我的教学改革实验逼迫着我进行理论的研究。随着改革实践的快速发展，我陷入越来越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理论困惑。

 

 

      研究英语教学很容易使人产生坠入万里云海的感觉，很容易迷失方向。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和变量制约和影响着每个英语学习者个体的学习发展。有更多的、无数的因素和变量制约和影响着亿万英语学习者的学习发展。有更多的、无数的、任何教学个体都不可预测和改变的因素和变量制约和影响着整个国家的英语教学活动的发展。英语语言本身就是宇宙万物和人类心灵世界的反应，包罗万象，对英语本身说文解字式的研究更是无可穷尽的。┅ ┅ 太多的人，耗尽一生研究英语教学的问题，却未能弄明白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遗憾终生。好在我的教学改革，始终都是围绕着直接地改善学生的学习进行的，一切都是紧盯着学生的学习活动而进行的。30年来，我一直关注最多的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能让学生的学习活动进展得更好？

 

 

      我还一直坚守着最初的一个直觉似的信念：学习英语一定要达到能听懂世界各地的英语广播、能博览英文版书刊的水平和境地。一旦到了这样的水平和境地，即便是身居中国也就能使用英语面向世界进行全面的学习和交流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在探索研究上少走了些弯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不管我有什么样的美好设想，不管我了解到国内外什么样的教学理论方法，我都要尽快地努力在我个人的教学实践中、在中国英语教学广大的实践背景下观察验证它。正因为如此，直接来自实践的推动力使得我的教学改革研究得以快速、持续、深入、广泛的发展。

 

      我的教学改革实验，如前所述，从其伊始，每天都还必须面对另外一种特大的困难 ━━ 技术和资源的特大困难。

 

      八十年代中期，那是一个信息技术资源相当匮乏和落后的时代。我所处的环境，经济也非常的贫困落后。而我开展教改所需要的一切，多是在那个时代极为稀少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一些能够买到的东西，相对于我和我所在单位的购买力来说，也是极为昂贵，简直是不可问及的奢侈品。例如：我所必需的录音设备和资料，编辑设施，印刷设施，学生学习所必需的听音设施、图书资料等等。我追求着偌大的理想目标，也一天天地坚持实干苦干着。不分昼夜地收听英美国家的英语广播，将好的节目录制下来，将录音进行编辑后再整理成文字，再将文字材料编辑设计成学生好学的“活教材”，再刻印（86年以后我自费买了机械打字机，才得以打印）到蜡版纸上，再油印出来。一切条件都要自己创造，一切还都要自己干，其难度之大、劳动量之大、劳动强度之大就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然而，为了能给我的学生引来那来自遥远世界的“源头活水”，为了进行这一彻底地改革中国英语教学的实验，我这样自编教材的活动从1984年起一直进行了十多年！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几年之后，我将我所编的资料讲义放在一起，曾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后怕。我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给了我那么大的能量，让我制作出了那么大量而又精美的东西！且不说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仅仅自1984年起我十多年自编教材的工作一项，就有一定的工程性了。这项工作相对我个人的难度之大和1960年代修建红旗渠相对于十万人的难度相比，可能是相近的！      1986年，正当我梦寐以求地要解决教学中的技术资源问题、而又看不到多少切实的可能的时候，我意外地接触到了计算机技术。从此，围绕着改革中国英语教学，我开始了另一项更为艰难而又巨大的工程性研究。我的英语教学改革从此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对先进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为我的教学成果日后发展成领先世界的格森英语（外语）速成大成教育体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保证。                   

 

 

      近乎一切的教学活动，从信息论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信息处理和传递的过程。因此，以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一切教学活动的长足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986年，当计算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从未见过的、遥远的幻想之物的时候，我有幸在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实验室里看到了计算机，我感受到了计算机的Power ！ 让我倍感幸运的是，我国著名的计算机数据库专家从此开始指导我学习了计算机技术。1986年，我在继续进行教改实验的同时，开始挤时间自学起来教授送我的计算机专业书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像读天书一样难以理解的完全的自学，但是我还是终于钻进去了。1989年，我以突出优异的教学改革成绩获得政府重大的奖励性支持（以当时我的工资水平计算，奖励支持的额度相当于我三十年的全部工资），我购买了第一套计算机，并很快开发出了第一个实用程序。我每天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英语资讯，更了解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对未来教育的影响，1989年，我的教学改革研究工作开始全面地向数字化迈进。这不仅在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英语教学实践中是遥遥领先的，也遥遥领先于中国最权威的教学科研机构。1989年，史玉柱的巨人汉卡和求伯君的WPS刚刚面世不久，中国人刚刚解决了在计算机上编辑汉字的问题，我就开始设计英语语言数据库、开始自行开发《21世纪教学工作平台》这一大型计算机软件系统和文字数据分析处理系统了。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拼搏，1992年年底，我终于以独自设计开发的《21世纪教学工作平台》这一多系统的数据库软件系统，实现了英语教学和研究中全部文字信息分析处理的自动化。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当年开发的一些计算机软件系统还在使用着，还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教学中常见的考试和类似的训练为例，1991年，对于英语教学中各阶段的文字型考试和类似的训练，从命题、到判卷、到统计分析、到自动归档，我已经可以利用自行研发的软件系统实现了全自动化。

 

 

                                         （李格森自行开发设计《21世纪教学工作平台》，1989年在山东省单县一中）

 

       对信息技术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对我的外语教学改革研究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88年，我因优异的教学改革成绩，被调到单县一中工作，并继续在所教班级进行改革实验。我的教改实验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学校和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单县一中的教改实验进行了一年，即大见成效。两年之后，1990年，我以突出优异的教学改革成绩再次受到政府奖励。此时，对于中国人应该如何快速掌握英语、中国英语教学应该如何实施等基本问题，我已经有了非常明晰的正确答案！ 

 

      1990年，我在多年教学改革实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实验报告和学术论文在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的学术年会上发表。外语教育专家们对我的改革创举和发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王维镛教授与李格森合影留念，

1990年于成都、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

 

1990年，经过层层教学比赛和专业的考评，我被评为“山东省教学能手”。

1991年，我被评为全国教育劳模，被国家授予人民教师奖章。

1992年，我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代表，再次受到国家的高度嘉奖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92年，我被评为“科教兴鲁先进个人”，受山东省政府重奖，并被授予“科教兴鲁金牌”。

1993年至1998年，我当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1年，格森老师受到中央政府的隆重表彰。9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李格森老师 ━━ 这位当时最年轻的全国教育劳模 ━━ 等十几位全国教育劳模代表亲自颁奖。会后，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和格森老师亲切交谈。）

 

 

      在接踵而至的荣誉和奖励面前，在众人的赞扬声中，我清醒地知道，我距离心中的目标还有一巨大的鸿沟要跨越。必须将我所获得的成功实践经验全面提升到价值理性的高度，形成完善、坚实的系统理论，必须将一切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提升到世界范围内领先的技术和资源平台上，才可能真正地实现这历史性的跨越，才可能真正地解决全面彻底地改革中国英语教学全程、实现中国领先世界的英语（外语）教育难题！这是中国教育的几十年一直未能解决了的“卡脖子”难题，是举国之困，也是世界性的难题！

 

       因此，九十年代初，我的英语（外语）教育改革实践和研究进入了最艰难的、决定性的攻坚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的难度是跨越时代、跨越国界性的。所需要的支持，无论是理论的支持，还是技术资源的支持，无论是在我身边的环境中，还是在世界范围的环境中，都是不容易找到的，甚至是不可能找到的！尤其是理论的创新所需要的一切，多是要来自广泛、深刻的思考和感悟。于是，我只好谢绝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才得以沉浸于全面改革中国英语教学全程和全局的、系统科学的巨型工程性研究和创新实践。我谢绝了所有的出书、发表文章的邀请，多次谢绝了重大的、可以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变化的发展机会，谢绝上级组织安排的采访报道等宣传活动等。1993年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我坚决地谢绝了接续而来的一切荣誉和奖励。

 

 

 

       （左图，1991年李格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

右图，1993年，李格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2年，我因突出优异的工作再次受到政府的高度嘉奖。重奖金额硕大，以当时我的工资水平计算, 还是相当于我大约三十年的全部工资。我购买了第二套稍高档的计算机，并配置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在探索和充分利用世界性的英语教学资源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偌大的资金额度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还仍然是杯水车薪。

 

      王国维曾经借用前人的诗句描绘过一种学习和研究探索的境界：“昨夜秋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1990年后的三四年间，大概是我多年的学习探索得以融会贯通的一个时期。几年以后，我在撰写格森外语教育体系的基本理论学说时，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阶段的感受，才这样描述了人类的学习活动，体现了宇宙全息统一理论和全新的教育观、学习观和教材观：

 

 

      在师古师今师造化的学习实践中，远观天象，近取诸身，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游心于无穷，性灵出万象，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一点通。

     一个事物，一句话语，一个形象，一个活动，一个事件，一个念头，一种思想……，都可能“激活……活化、活现”人的既有经验，使人“一致而百虑”，浮想联翩，遐思无际，抚今追昔，引发无限的情思，“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导致人的一系列的复杂活动；都可能对一定的人在一定的情景中产生一定的启发、指导、警戒等教育作用，“活现”出其教材性。

    

 

    

       我沉浸于那样一种状态千余日，的确到了愈加忘我的境地，有废寝忘食的专注，也有呕心沥血的艰辛。到了1994年，全面彻底地改革中国英语（外语）教学全程的基本方案终于在我的心目中形成了。

 

       作为一位来自教育界的全国人大代表，我一直想着要提交一份议案，以促进中国英语（外语）教学的改革。写出一份这样的议案并不难，但是，重要的是能真正切实地解决问题。因此，关键是要能够拿出来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专业的实施方案！

 

      我深知，上至中央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亿万民众，历来对英语（外语）教学都是极为重视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作为外语的）英语教学的重视和投入程度都可以说是世界第一的。而由于中国英语（外语）教学严重的错乱、高耗低效的实践状况，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举国上下，几代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努力寻求着好的办法。

 

      学习外语的好办法、非常成功的办法，是有的！古今中外，有无数的成功的个案！其成功的学习实践经验总结也极为丰富。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各级各类的学校里，如何能保障每个学生的学习得到应有的发展。

拿出一个这样的设计方案的难度是巨大的。不妨以如下的比喻来说明一下。

 

      火药和火箭是中国人发明的。点燃一支火箭，让它升空上天，是中国人早就能非常容易地做到的事。1970年4月24日，中国终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但是，要把一个物体发射到一个非常高远的特定位置，比如说发射到月球或者火星上去，就需要非常高超的综合技术了。这大概要解决好至少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要保证发射有足够大的、持续不断的推动力。二、要随时控制好方向。

 

      外语教学的情景似乎有些类似于此。让一个学生学一点儿英语是不难做到的。但是，让一个从ABC开始学英语的学生快速达到能自然流利地博览英文原版书刊和自然广泛全面深入地进行英语交流的境地，或者说要真正快速掌握好英语以及精通英语，就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而让成千上万的乃至亿万的、各自千差万别的中国学生学英语，快速地达到那样高的水平，是一件多么复杂和难度巨大的事情呢？

 

    为了确保我拿出来的方案是可行的，为了确保我的方案能与未来世界领先的技术资源全面对接和适应未来的社会发展，1995至1996年，我克服种种困难，赴美国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察和研究。 这次我赴美国的实地考察研究，使我多年的许多设想得以证实，也更坚定了我对格森英语（外语）速成大成教育体系领先意义的认识。正如我此前几年间所设想的那样，我不仅证实了解决未来的教学内容素材的方式方法是可行的，而且，我还用我能拿到的全部的钱买回了英文经典名著和大量的百科资料数万种。这不仅为继续的研究和教学实验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我彻底解决了一直阻扰中国英语教学发展的关键资源技术问题，形成了未来中国外语教育资源技术的彻底解决方案。

 

 

 

 

        （1995 - 1996年，李格森在美国进行综合考察，并深入美国西部、中部的多地区的大中小学进行考察。

此照为在一所学校考察时与部分师生的合影。）

 

      至此，到了1996年，经过十多年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实验，无论是从理论方法上，还是从实践的综合技术方法上，格森英语（外语）速成大成教育体系已经趋于全面的成熟，并为解开中国英语（外语）教学的举国之困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和途径。

 

      正像发现了核爆炸的原理和掌握了原子弹的制造技术一样，我已经找到了解开中国英语（外语）教学这一举国之困和外语教学的世界性难题的方法和技术！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一次全面彻底地改革中国英语教学全程的“核爆炸”试验了。

 

      1997年11月，山东省教委组织的教学评价专家组对我的教学改革研究成果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李格森的外语教学（体系），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很有价值。李格森的科学研究符合中央关于外语教学改革的精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 …专家们的评价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大家在讨论中形成的共识。”

 

      1998年年初，李岚清副总理批示，大力支持格森英语教育体系的实践研究工作。

      1998年年初，遵照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做出批示并亲自召集会议研究安排，山东省教委、山东省科委联合立项并联合批拨、安排了专项巨款，大力支持格森英语教育体系的发展研究工作。为此，山东省教委、山东省科委联合还联合发了文件。

 

      事隔多半年之后，我见到了时任山东省教委主任，山东省教委主任如此对我说： “政府给予您这么大的支持！我在教育界工作了那么多年，我可以说：以这么大的力度支持一个教师的工作，这无论在山东省的历史上，还是全国范围内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全国范围内我不好说，起码在山东省，这么大的支持也可能是绝后的！ ”

 

       1998年10月，我被调到中国最权威的教学研究机构 ━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专业从事中国外语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工作。1999年年初，国家教育部有关的专家领导在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要将格森英语教育体系推向全国!”

 

 

                                                   (未完待续 )